这将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进而妨碍其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资金。

若果真如此，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轮新的上升周期。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更是提出美国经济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认为美国将来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不应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已有质的转变，新一轮的需求与创新尚未明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博弈日益深化，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格局正在重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悄然变局，世界经济失衡调整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在这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选择。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贸易逐渐演变为公司内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就有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8.2%，达2955亿美元，也创下纪录高点。

现在流入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美经济低迷、投资机会减少使得资本加速从西方流向东方，热钱流入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为了未来经济增长，领导人应投放更多资源在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上，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等结论。

而且，面对城市工业过度集中带来的问题，如土地供给紧张、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城镇化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缓解通道。在李克强手里，被西方视为司空见惯的城镇化变成统筹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魔杖，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正在尝试西方国家从没有设想过的发展模式。城市化在拉动中国发展上的确到了临界点，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空间更大的市场以容纳未来的发展。

但最终，这场李克强与西方经济学的孰优孰劣，会通过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证明。在他们看来，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有舆论更引用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经济数据质疑中共新领导层的这一发展思路。

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放在商业角度，通常情况下边际效用大的项目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此外，农村原有的分散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变得异常困难，同样半径内的辐射人口数量过少也大大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成本，有限的资金更加难以发挥效率，但集中居住后，为公共服务配套进一步下沉提供了便利。这点恐怕是西方经济学们所没有看懂的地方。

而这也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所需要的。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制造业的下沉对城市而言，又能起到腾笼换鸟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而城镇化也是基于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在尊重市场效率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来的中国式发展方向：通过政府的引导，创造一个全新的、足以容纳未来很长一段发展空间的市场，从调结构、扩内需等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形成拉动。

中国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力远非西方政府所能比，而李克强也正在努力发挥两者的优势来改造中国经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随之开始清晰的展现出统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即将政府在经济整体统筹上的优势与市场自然调解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规避单纯市场经济所暗含的市场失序和盲目竞争的风险。社会问题则更加突出，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了留守儿童、夫妻分居、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西方经济学将市场当作资本的原始森林，必然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自然、绝对的单纯，生老病死各由天命。这是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不同。

统筹的对象不是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而是研究主体和客体和环境的整体状况。而这一发展模式，必然对市场祖师爷的西方资本社会产生极大震撼。但当一些人以西方发展的统计数据参考时，很容易得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质疑单靠城镇化并不会对经济起到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政府统筹对发展经济的巨大价值，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正式基于这一经验才出台的，中国政府对通过自己强大的统筹规划能力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规划足够科学，政府是可以引导社会再造一个全新市场的。站在自身的经济逻辑中，以非左即右的绝对层面去辨识事物，就已经脱离了市场的客观性，当然也就难以理解李克强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西方经济学外的怪胎。中国政府在李克强的发展思路主导下，正在通过城镇化来证明这是中国当下最好的发展政策。

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方法里面，往往排除认识主体特异及其偏好。研究的是整体的统一过程和统一的整体实现。

中国政府的统筹策略就是要成为这样的催化剂。什么经济政策好？什么经济政策不好？满足、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政策即可定义为好。

回到城镇化，李克强政府所研究的城镇化，对象包括主体和客体和环境以及它们的统一。这对于秉承西方经济学的专家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种纯客观性是西方经济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当然，要发挥城镇化的这些巨大价值，简单地依赖市场在短期内做不到，需要催化剂。比如说，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往往人的偏好会在收取信息时被忽略。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农村是最大的短板。

问题的根本在于，简单的西方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已不适合中国的发展环境。如果再辅以政策性减税等鼓励方式，从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推动制造业从城市下沉到城镇，制造业的下沉又能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就近选择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从而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脚步。

这显然是是一种传统且保守的西方式结论。市场里长出的东西完全是自然形成，自由竞争的结果

其次要抓关键环节，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有效运转，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来。警惕并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宏观决策和各级地方政府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增长的稳定性。

这样就会出现前高后低，大起后大落的局面。围绕新增长点，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如何把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把其中的潜力用好，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例如，铁路部门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其负债率已经较高，融资能力受限。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

这种预期，再加上地方政府换届后固有的增长冲动，很可能引发消费物价上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加剧和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引爆等多方面的问题。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增长点。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

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新增长点，发掘和用好这些新增长点中的潜力，正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如何把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